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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殿堂的铁王座:一把椅子上的法兰西四百年

发布日期:2021-10-23 17:2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知识界的最高学术殿堂,能成为学院院士,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。法兰西学院常设40个席位,每位院士皆是终身制,有自己的专椅。第29号椅子第19位主人法兰西院士阿明·马洛夫讲述了这把椅子上四百年间18位院士的奇遇人生。

  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、傅立叶、小仲马,都曾是这所学术机构的一员,而大文豪雨果、高乃依、莫里哀却都与之无缘,这所学术机构便是法兰西学院。它是法国知识界的最高学术殿堂,能成为学院院士,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。法兰西学院常设40个席位,每位院士皆是终身制,有自己的专椅,只有前任离世,才会选出继任者。

  阿明·马洛夫,法兰西学院院士,1949年生于黎巴嫩,曾周游六十余国,被公认为阿拉伯及中东世界的专家,著有小说《非洲人莱昂》《撒马尔罕》《光明花园》等。1993年,凭《塔尼奥斯的岩石》一书荣获龚古尔文学奖。

  《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:法兰西四百年》一书的作者、中东历史研究专家阿明·马洛夫,在2011年接替著名人类学家列维·斯特劳斯,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,也成为第29号椅子的第19位主人,而这本书讲述的则是这把椅子上四百年间18位院士的奇遇人生。

  他们是时间的旅人,也是历史的见证者,他们见证了封建王朝的兴衰,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萌发,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与共和制的建立,更饱受二战的雪雨风霜。他们观望着历史,作者阿明·马洛夫也审视着他们。在他们中间,有的颇为平庸,无所作为;有的是阿甘本笔下的“同时代人”,他们固执地凝视着时代的晦暗之处,在与时代保持张力关系的同时,成为历史的行动者,引领思潮和风气。

  马洛夫将18位院士的人生故事和法兰西四百年的历史,都凝缩在这本薄薄的书中。如此精炼的书写,得益于作者独特的叙事策略。一方面,他聚焦院士们生命舞台上的关键性事件,将个体生命的言行置于其所处时代的大事件中,从个体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入手,切入时代的深层议题。另一方面,他又将被书写的对象置入三重评价之中——同时代人的评价,后人的评价,作者的评价,不同时代的评价相互交织,形成差异性的对话场,人物的形象在这评价中得以塑造的同时,也显现了时代观念的变迁。

  马洛夫并不是去寻找这些院士某种统一的精神源头,而是在多重评价中驻足于历史的偶然性,展现个体生命的戏剧性,最大程度地凸显18位院士的差异。如此,这些院士在生前身后的遭际,各不相同。有些人可谓是平庸的不朽者,生前籍籍无名,死后也无人问津。有些人生前遭人非议,死后百年间,却名气大增,在另一个时代大放异彩。比如剧作家基诺,他是率先进行歌剧写作的作家,却被同行评价为,“把堕落转化为格言的人”。然而,基诺死后,伏尔泰却对他赞赏有加。

  在这些院士当中,有几位颇为特别。某种程度上看,他们是所在时代的“不合时宜者”,在有生之年饱受争议。第13任院士埃内斯特·勒南就是这样一个人。1634年,正是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主持下,法兰西学院得以建立。然而,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,法兰西学院接连向教会开枪,最致命的一枪来自宗教学家勒南。他在勤奋钻研《圣经》的过程中发现这本书很多不合理之处,随后写成了惊世骇俗的《耶稣的一生》。在他看来,耶稣不过是一个人!虽然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,反教权思想已深入人心,但勒南的宣言依旧离经叛道,如晴天霹雳。

 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,人们一边反对教权,一边在生物学有关人的新知识中欢呼雀跃。勒南冷静地看到了时代的问题。种族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之时,勒南明确反对种族战争。勒南的上一任,生理学家皮埃尔·弗卢朗,是麻醉学领域的先驱,与他的研究同时出现的还有约瑟夫·加尔的颅相学。在一个反教权的时代,颅相学得到鼓吹。乌托邦平均主义者从颅相学中看到新的塑造人的方法,这与“根据出身或财富的标准”去判断人不同;宣扬殖民的政客,从颅相学中看到文明种族拥有的先天禀赋。然而,弗卢朗对颅相学深表怀疑。在《检验报告》中,他大加批判颅相学,使颅相学从此一蹶不振。

  如果19世纪的勒南和弗卢朗,出于知识分子的警觉,去批判萌芽状态的种族主义,那么,身处二战之中的第18位院士,人类学宗师列维·斯特劳斯,则一边躲避二战的种族主义戕害,一边以此来观察人类文化的形态。在他看来,种族主义折射的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倾向——某一文明自认具有绝对优势而去寻找与生物学基因的绝对联系。社会进化论之下,所有的文化最终只有单一的归宿,那就是消解文化的多样性。因此,他同情弱文化,对亚马孙原始部落的考察和二战的经历,让他看到,变化并不总是一种进步,即使是进步,也包含两面性,一面光彩夺目,一面黯然失色。

  “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”,哲学家本雅明在《历史哲学论纲》中如是说。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,进步被看作是无限的,不可抗拒的进程。本雅明批判这样的进步论:“一旦我们抛弃了这种进步论,我们就应该将法西斯主义当作是例外状态从而对其进行干预。”与本雅明相比,列维·斯特劳斯是幸运的,他凭借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项目,逃亡美国,而本雅明则死在了逃亡西班牙的路上。

  在阿明·马洛夫的书写中,种族主义问题作为一条或明或暗的线世纪贯穿至今。勒南、列维·斯特劳斯等人质疑时代的定见,紧紧盯住时代的顽疾,并且书写它。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,将时代的不合时宜者称之为“同时代人”,“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的错位,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和把握自己的时代”。他们与时代保持着距离,却恰恰最了解这个时代,甚至引领了整个时代。

  《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:法兰西四百年》作者:(法)阿明·马洛夫译者:马振骋版本:文汇出版社出版时间:2019年8月

  在作者看来,这个椅子上形成了当选院士的一条脉络,而这条脉络的形成取决于死亡、投票、阴谋诡计、政治或其他环境的偶然性。法兰西学院的建立,也源于一次偶然。1634年,法国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经常秘密聚会,法国当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偶然得知此事,希望他们能定期聚会。从此,文人的秘密聚会脱胎换骨为了官方机构——法兰西学院。

  然而,通过马洛夫的文本,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18位院士身份的时候,又会看到某种历史的必然性,当选者的身份反映了不同时代知识的发展状况,而这些知识塑造了人的不同形象。早期的院士,其身份多是神职人员。当选院士的前七位里,就有三名是教会人士。在十六七世纪,知识仍掌握在教会手中。教会掌握着有关人的绝对真理,人和上帝紧密地缠绕在一起,正如福柯在《词与物》中所说,“二者彼此的意义只有依赖于对方,只能以对方为参照,为语境,为解释的条件才能被阐发。”

  法国大革命之后,法兰西学院曾一度关闭,这里成为旧制度的残留,然而也是启蒙运动的堡垒。大革命之后,宗教学家勒南把枪口对准教权,几年之后,尼采提出了上帝之死。此时,人们不再通过教会和上帝的目光去审视人。同时,人,现在成了各个学科知识捕捉的对象,18世纪末19世纪初,在各个学科领域中,人的形象开始出现。经济学领域,李嘉图和亚当·斯密“不再关注货币符号的交换,而关注价值的劳动生产”,人以经济人、劳动存在者的形象出现。在生物学领域,人的生命在解剖学的视域下具有了深度,器官和功能的关系被关注,人的生命成了一种生理学现象。

  宗教学家勒南,生理学家弗卢朗,生理学家贝尔纳,虽然学科领域不同,但他们都关注19世纪一个共同的问题,那就是人是什么。此刻,人被各个学科知识捕捉,尤其是生物学,产生了有关人的生命的知识。与此同时,在政治经济学领域,人口的生老病死概率皆成为国家关注的对象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种族主义的思想开始通过人口的调控而进入到国家层面,而第二次世界大战,也恰恰是在种族战争的基础上被挑起来的。种族主义的问题,也成了19世纪后期几位院士共同关注的议题。

  因此,《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》既是一部人物传记,也是一部思想史,作者透过院士生命历程中的关键性事件,勾勒出了一条思想发展脉络。作者马洛夫既是小说家,也是历史学家,这使他的书写介于学术写作与散文随笔之间。作者的笔调既有随笔的轻快、幽默,像一本妙趣横生的小说,又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性,他往往以一则人物的奇闻逸事入手,切入人物的人生历程;同时,作者也不回避这些院士的缺陷,院士的人生被放在历史评价的显影液中,立体的人物形象得以塑造,鲜活的生命片段折射出历史的大事件。

  这把椅子上的18位院士,经历了历史的辉煌或恐怖,然后离开,或留下痕迹,或被彻底遗忘。在作者的书写中,我们得以在他们身上辨认出一种态度,他们不仅专注地纵览自己埋头在做的工作,也用同样的目光审视所处的广大世界,思考着当下最紧迫的问题,成为最了解自己时代的人,或许,这正是他们被称为“不朽者”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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